警视厅的慰问表彰。

诸伏景光他们也给我带了东西，甚至冲野洋子也来给我探病。（她到现在都以为我是她的粉丝。哪怕我已经把毛利小五郎的地址都给她了,她还是以为我是托词。）

另外，一些新闻媒体怎么知道岛这件事的，也给我精心准备了礼物，问我能不能写在新闻。我说不可以,写一个告一个,发律师函。被拒绝之后他们也不好意思把礼物拿走了，所以我就多了多礼物。

我还同医院讲，果他们没发现记者媒体混进医院的话,我会以医院不能够完全提供安全的环境给患者为由，为全体在院患者以及过去十年的曾经住院的患者换取精神损失费。相反的,果他们愿意保护患者（比我）的清净环境的话,要是出事，我也愿意替他们一要求媒体方赔偿营业以及精神方的损失，以及变相地为他们免费宣传一波。因此,在我拒绝之后，我的日子过得非常平顺，所有的来访人员都是经过正当手续我见。

松田阵平还说过我这人怪。

我说怪在哪里？

松田阵平说道：“有些记者看来挺需要这个采访来谋生的。我以为会帮助他们。”他的潜台词是，他认为我是个好人，所以我也会帮助现在有需要的人。

我说道：“一旦答应一个之后，其他新闻媒体记者不管愿不愿意，也会见缝插针，想尽办法来让答应采访，所以果不愿意做某件事，在一开始就不要答应，否则就会被夹持。不仅是被外界的舆论，也会被自己那个名为承诺与一致的心理夹持着。‘我之前做了，之后怎么能不做呢？’这种不想要变得前后不一致，承诺过他人却不能履行，不想让人觉得自己没有担当的心理就足够让人纠结久了。”

“我决定要做的，就是我想要做的。”

松田阵平听完若有所悟，说道：“我挺像的。”

我仔细想了一下，后笑道：“算是吧。”

“不过为什么拒绝的时候，大不会生？”

“不一定是不会生，果做任何事都要担心对方生不生，就容易束手束脚了。”我说道，“码要让人感觉到在尊重对方，的拒绝也能够让人平息怒。”

“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