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去找守常先生说明了此事，倒让先生吃了一惊。邓中夏他是很了解的，哪怕在新文化运动的阵地北大，他也是头一批的先进学生了，原来也受着包办婚姻的困扰。

不过包办婚姻和包办婚姻还是不一样的。就比如李大钊和他的夫人赵纫兰，虽也是包办婚姻，但思想并未有很大的分歧，依旧是志同道合的。而□□和他的元配夫人则又是另外有的故事。

时下虽赞扬新思想，反对旧思想，但也不能盲目反旧，尤其是对于一些封建家庭的女子来说，本就生存不易，盲目退婚反倒可能害了她们的性命。

守常先生不仅是新文化的代言人，他也同样对女性主义有很大研究，甚至一定程度上有女权思想，他绝不可能鼓励学生为了追求新思想害了别人。

听了邓中夏的阐述，他敏锐地从学生的口径中发现了要害。

“这么说，其实你并不反感和那位姑娘结婚，那又何必多此一举拒婚？”

他略有些困惑地问。

邓中夏年轻，之前二十来年更是只顾读书，北大没女学生，按理说他应是在恋爱事上全无经验、更不开窍。但李大钊听他诉说自己情况，又深深觉得这对青梅竹马真算得上两小无猜，思想上其实也并无很大鸿沟。邓中夏的嘴里、心里，对那女子的感情是怜爱的、同情的、包容的、温柔的，如若不是喜欢的感情，想必也不输于兄妹之情。

如此一来，又何必拒婚，便是结婚后再共同进步有何不可？

邓中夏顿了顿，思想挣扎片刻，终于还是坚持：“裴家妹妹还年轻，现在可能是因为家里从小灌输的观点，才觉得她的归宿该是我了。可当她有机会冲破思想的藩篱，也许才会发现她本可以有机会选择自己的人生。学生之所以想这样做，还是觉得裴家思想归根结底并没有腐朽到底，裴家父母也对这唯一的女儿疼爱非常，即便拒婚，想必也不会造成什么后果。如今裴家妹妹已经去女学学习了新思想，我也与她沟通过，看得出她已经动摇了很多。我个人觉得，对于这种尚能挽救的、还未发生的悲剧，如果我能做那个伸出手去的人，推她一把，让她走出那个家，走到光明的路上去，那我便觉得这是最有意义的事。”

李大钊看着眼前的青年，也不由为这样的发言震撼了片刻。这种抛却个人情感，拥有更高尚情操的青年，才是他和其余同人们希冀看到的。他们的《新青年》所为了什么，是为了唤醒更多的像邓中夏这样的人。

所以在守常先生的支持下，邓中夏彻夜斟酌地写出了一封拒婚的信，并于第二日天刚亮时寄出。这封信被送回湖南宜章，在裴家这样一个传统的文人家庭里掀起了波澜，并彻底改变了一个女子一生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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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中夏还是个学生，对于学校里几位新派老师的思想仍然处于半蒙昧的状态，那时他还算不上彻底的新青年，却已经把我从旧的时代里拉了出来，分出了半分的日光同我来照。我很感谢他，他不仅是我的丈夫和同志，也是影响了我一辈子思想的导师。倘若没有中夏，那个叫既仙的女子大概早就在历史的阴影里无名地枯萎了罢。”

作者有话要说：结局还在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