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在天津悠闲的时候，中国大地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北伐军已经逼近北京，而不甘心失败的日本人也同时在那里蠢蠢欲动。

徐世昌的好友曹汝霖突然来到天津。这个比徐世昌小22岁的老资格外交家一进徐宅便恭恭敬敬地喊了声：“菊人兄！”

徐世昌一看是曹汝霖，惊讶了：“润田，你从哪里来？”

曹汝霖淡淡地笑着，说：“没有事做了，自然是蛰居为好。所以，也就消声匿迹了。”

这个从1911年就任清政府外务部副大臣的留日学生，是天生的亲日派，在他任袁世凯政府外交次长的时候，受袁命和陆征祥一起对日谈判，最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巴黎和会之中，因为要签定“巴黎和约”遭到全国学生反对，大总统徐世昌被迫6月19日免了他和陆宗舆、章宗祥三人的职。

曹汝霖是“有事”来的，自然不甘心“消声”。他说：“菊人兄，你对目前形势有何看法？听说，最近日本人有干涉的迹象。”

徐世昌脱口说道：“无论世昌形势如何，中国形势如何，中国的事情还是得中国人来办，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是插手不得的。”

曹汝霖是亲日派，这一点徐世昌知道。徐世昌虽然是即兴表白，曹汝霖听之已觉不舒。忙说道：“你我都是北洋老臣，难道看着北洋就这么完了吗？我看这事情还得请日本人出面，北洋才有挽救余地！”

徐世昌一听这话心里明白了：原来这位留日学生是来替日本人作说客的！便：说道“自己家里的事还是自己家里人办得好！”

曹汝霖和徐世昌相处多年，知道此人重利轻义，只要有利可图，什么事都会干。于是说：“菊人兄是做过大总统的人。有极大影响，如能出山，和日本订立亲善条约，日本自然会救咱们北洋。”

徐世昌没有接话，只轻轻地背过身去。

凭心而论，徐世昌并没有彻底死了做官的心，他梦寐着东山再起，只是尚未逢到强有力的靠山。现在，曹汝霖给他提供机会了，只要他乐意，他还会有“前呼后拥”的岁月。不过，徐世昌毕竟是受过严格的中国传统教育，他懂得做人的礼义廉耻：

“中国人大混战，那是为权为利，兄弟棋墙，谁兴谁衰，只需看执政之后为民为国做了些什么？成功的王侯也好，失败的流寇也好，还都是中国人，闹的是家务事。而为日本人办事，替侵略者压迫自己的民族兄弟，那就是民族的千古罪人呀！”

他对曹汝霖说道：“润田呀，我老了，力已衰、精也疲，丢东忘西，连大小便都常常失禁，怎么能再去料理一方政事呢？还是请你另选高明吧！”

“菊人兄……”曹汝霖还想以利害关系劝导。可徐世昌早已举手，阻止他再说下去。“如果没有别的事，你就请回吧。”

徐世昌在他的私宅里第一次下了“逐客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