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旅顺，他没有准备好，郑孝胥也和日本人方面发生了关系，和他唱上了对台戏，于是他只好亡羊补牢，设法再不要有第三个人插进来。同时，在防范溥仪这方面，他和郑孝胥联合起来，这又出现了郑、罗二人一方面联合垄断溥仪，一方面又钩心斗角地在日本人方面争宠的形势。

这些事实内幕，溥仪当时自然是不明白。溥仪只觉出了罗振玉和郑孝胥父子和日本人沆瀣一气，要把自己和别人隔开，对佟济煦和只知道算卦求神的商衍瀛，他们倒不怎么注意，对从天津来的要见溥仪的人，则防范得很厉害。

溥仪在离开静园以前，留下了一道“手谕”，叫一名随侍交给胡嗣瑗，命他随后来找溥仪，命陈曾寿送自己的两位太后来来。这三个人听说溥仪在旅顺，就来到了大连。罗振玉派人去给他们找了地方住下，说日本人有命令，不许他们到旅顺去。

两位“太后”对这个命令起了疑心，以为溥仪出了什么问题，她们拿出了那时某种女性的本事，大哭大闹，非要去不可，这样才得到允许来旅顺看溥仪一次，不过说好要第二天就回大连。

过了大概一个月，日本人把溥仪迁到善耆的儿子宪东的地方去住，这才让两位“太后”和后来赶到的溥仪的二妹和三妹搬到溥仪住的地方来。

溥仪本来还想让胡嗣瑗、陈曾寿两人也到自己身边来，但郑孝胥说日本人规定，除了他父子加上罗振玉和万绳这几个人之外，任何人都不许见皇上。

溥仪请求他去和甘粕、上角商量，结果只准许胡嗣瑗见一面，条件是当天就要回大连。胡嗣瑗在这种情形下，一看见溥仪就咧开大嘴哭起来了，说他真想不到在皇上身旁多年，今日落得连见一面都受人限制，说得溥仪心里很不自在。一种孤立无援的恐惧压迫着溥仪。

因为，日本人是听郑、罗的话的，溥仪担心如果弄僵了更要吃亏，也只有安慰胡嗣瑗一下，告诉他等溥仪到了可以说话的时候，一定“传谕”叫他和陈曾寿到身边来。胡嗣瑗听了溥仪的话，止住了哭泣，趁着室里没人，一五一十向溥仪叙说了郑、罗对他们的多方刁难，攻击郑、罗二人是“架空欺罔、挟上压下、排挤忠良”。

其实，胡嗣瑗和陈曾寿对郑、罗的攻击，也不完全是为了溥仪。

他们住在大连，一有机会就托人带“奏折”、“条陈”给溥仪，在痛骂郑、罗“虽秦桧、仇士良之所为，尚不敢公然无状、欺侮挟持一至于此”之外，总要酸劲十足和焦急万分地一再说些“当兹皇上广选才俊，登用贤良之时，如此掣肘，尚有何希望乎”这类的话。

胡嗣瑗曾劝溥仪向日本人要求条件，头两条就是先恢复天津的形势，身边应有亲信二三人，这意思就是他仍要当个代拆代行的胡大军机。陈曾寿对溥仪大谈“建国之道，内治莫先于纪纲，外交莫重于主权”。所谓纪纲“最要者魁柄必操自上”，主权最要者是政令必出自溥仪，总之一句话，溥仪必须有权能用人，因为这样他才能做官。

这些纸上谈兵的人自然斗不过郑、罗，在后来封官进爵的时候，显贵角色根本没有他们的份，还是经溥仪要求，给了陈曾寿一个秘书职，但他不干，请假走了。

胡嗣瑗曾和陈曾寿表示决不做官，“愿以白衣追随左右”，溥仪给他弄上个秘书长的位置，他也不提“白衣”了。由于他恨极了当国务总理的郑孝胥，后来和被郑挤掉下来的罗振玉联合起来攻郑，结果没有攻倒，自己反倒连秘书长也没有做成。

溥仪到旅顺的两个月后，陈宝琛也来了。

郑孝胥这时已成了日本人的红人，罗振玉眼看就要败在他手里，正当他接近全胜，和日本人的交易接近成熟的时候，看见威望超过他的“帝师”出现在大连，立刻引起了他的警惕！

他生怕这位同乡会引起日本人更大的兴趣，急忙地想撵陈回去。陈宝琛在旅顺一共住了两宿，和溥仪匆匆忙忙见了两面，就给郑孝胥借口日本人要在旅馆开会，不让闲人住，把他给撵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