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们禁酒令对抗的多半是以世家大族为主的群体，这些人才是饮酒的主力。

但是要和他们摆事实讲道理说酿酒伤粮，他们才不听呢。最后禁酒这件事到了西汉，就只能变成了可怜巴巴的三人以上无故饮酒要受责罚了。

没办法，这点就连强悍的始皇爸爸都没法禁，最后也只能给酒加税，限制其市场和售价而已，由此也可见造酒业的兴盛。

但越是繁荣的产业越戳上头人的眼，这是永恒的真理。

酿酒业如今基本被垄断在大财主手中，靠着卖酒的收入可以轻易达到家财万贯，赚得越多，产业就越大，产业越大，产能就越高。

至于因为他们大肆购入粮食而导致当地粮价不稳一事，财主是不管的。

谁管？当然是官府啦。

没事时候还好，一旦有个天灾人祸的，当地官府少不了就得急眼。偏偏那时候这些可恶的商人却可带着自己的家财悠悠闲闲地搬家，以他们的财产无论去哪里当地官员都不会拒绝他们。

这就很让人恼火，祸端惹下了拍拍屁股就跑，哪有这样的事？

商人的地位在这两年因为景帝想要进行汉匈贸易而有所纵容的态度直线上升，甚至因为国家长时间没有干涉他们的着装和出行要求，商户们渐渐开始乘坐马车或者穿戴丝绸制品出行。

商人本就钱多关系多，现在再加上没有明言限制其着装身份，自然促进了商贾这个群体的壮大。

作为物流中转口岸的中山国比谁都清楚这一点。

商业的过快发展不是什么好事，尤其在如今民间教化程度不高，商人无法承担社会责任的情况下。

但另一方面来说，西汉的商业发展完全取决于帝王的态度，现在他可以将商人捧上天，明天他就能将商人贬下地。

夏安然了解他的父亲，刘启是给广大的商务群众挖了一个坑，现在上头不管可不是默许，这个世界上“默许”这两个词其实就是在自欺欺人。

法律名言你不许做的事情而你做了，到时候就是给人留下了一堆的把柄，“逾越”二字就可以让这些商人们一夕间从天堂坠入地狱。

为了避免中山国到时候被牵连太大，在私底下夏安然也曾经提醒过中山国内的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