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北宋给人的观感，就是比较拧巴，怎么看怎么别扭。

科技发达，不缺武将，不缺兵稍稍缺点马，但怎么也不至于天天挨打。

商业繁荣，经济发达，可朝廷却天天赤字，而百姓也日日喊穷。

这事事都显得很矛盾。

虽然有诸多因素形成这些矛盾，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这社会太超前，而管理又太落后，匹配不上。

募兵制。

不抑兼并。

官方纸币。

推崇商业。

等等。

小报亦是如此啊。

小报本就是生于北宋，盛于南宋，而在徽宗时期，就已经出现问题，朝廷开始进行管制，但结果到南宋，那小报更是比营销号还猖獗。

朝廷是屡禁不止。

所以这个锅，张斐是坚决不会背的，他只是将“盛”提前一点点，没有他，也会发展出来的。

因为百姓都知道那邸报是骗人的，报喜不报忧，谁看邸报，都爱看小报。

可见北宋本身就有这个土壤，社会风气开放，遍地都是读书人，又极其重视教育，同时技术又跟上来了，报纸是必然出现的产物。

而宋朝廷的应对，就跟王安石一样，是想将这小报摁下去，但又摁不下去，结果反而是变本加厉。

立法最难的一点，不是在于这法好法坏，而是你要能确保，这法是能够执行下去，有些法出来之后，哪怕是强制执行，都执行不了，往往还会令事情变得更糟糕，因为律法就是社会的底线。

虽然整件事在最初的阶段，不是张斐谋划的，但随着事情的变化，张斐也是见风使舵，开始布局。

其实他可以主动去制止王安石的，虽然也不一定能说服王安石，但他到底没有这么做，而目的就是将让事情走到这一步。

因为他要弄报刊，要是没有法律支持，这事就会变得非常麻烦，因为你不知道合法与否，违法与否。

就没有个标准。

而宋朝的制度又是相互制衡，效率是极差，与其建议他们对此立法，就不如打一场官司来得痛快。

一个政令，可以拖上一年，但是一个判决，总不能拖上一年吧，不管怎么判，朝廷必须给个说法。

张斐也借着耳笔的身份干预其中。

“什么？王学士状告我兄长？”

苏辙震惊地看着司马光道。

司马光点了点头。

苏轼却是激动道：“对方耳笔可是张三。”

司马光点点头。

“真是太好了。”苏轼真是开心的像个小孩。

苏辙人都傻了，“哥，好在哪里？”

司马光也是呆呆地看着苏轼。

苏轼激动道：“我早就想与那小子过上几招，可一直未有找到机会，这可真是天赐良机。”

司马光都晕了。

碰到个傻子。

完了呀！

苏辙激动道：“哥，你可知道这三条罪名若成，你会面临怎样的处罚吗？”

苏轼怫然不悦道：“三弟，难道你认为为兄的口才不如那张三？”

苏辙彻底无语了，也懒得跟他较真，又向司马光道：“司马学士，我兄长明明是为张三鸣不平，为何要张三要恩将仇报？”

苏轼立刻辩解道：“我可不是为他鸣不平，我只是看不惯王介甫的所作所为，他告我，那也在情理之中。”

这弄得司马光都不知该如何回答，呵呵道：“既然你苏子瞻这么有信心，那倒也省了我许多事。不过到底是否开堂审理，还未确定。”

“未未确定？”

苏轼忐忑道。

谏院。

“又又打官司？他王介甫堂堂参知政事，怎么就跟那升斗小民一样，动不动就去开封府告状，真是可笑。”

“关键他凭什么状告苏子瞻，虽说争讼是公平的，但是用权力迫使开封府开堂，这何尝又不是徇私舞弊，以公谋私，我们得去官家那里参他一本。”

当谏院闻之王安石又跑去告状，都觉得可笑。

而且，你王安石动不动就告状，那我们谏院，御史台干嘛去？

他们都已经很厌烦打官司。

完全就没有参与感。

赵抃叹了口气道：“我仔细研究过此类桉件，要说王介甫是否有取巧之嫌，那是有的，但要说他徇私舞弊，那也谈不上。只因在此之前，此类争执，不可能告到开封府去，往往都是廷议。可一旦闹到开封府，用司法来看，就很难用令人信服的理由，驳回他们的状纸。

就以造袄书袄言罪来说，如果单单看苏子瞻的话，其实是无法构成这条罪名的，但对方的状纸，却是以结果来论，苏子瞻的那番言论，的确是引发了动荡。

那么根据这条罪名的疏议来看，是可以构成这条罪名的。”

一众谏官听罢，个个都是目瞪口呆。

碰到一个这么讲法的台长，你咋不去大理寺当长官，真的是谏院的悲哀。

范纯仁悄悄走上前来，“赵相公，下官冒昧问一句，苏子瞻可有请耳笔？”

“？”

唰唰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