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要紧，因为这关系到小小一个户房司吏怎敢拿捏你这个县令的问题！

汪孚林换了个正襟危坐的姿态，认认真真地问道：“敢问县尊对于歙县夏税丝绢一事，有什么看法？”

这是照搬他之前问赵五爷的问题，而和赵五爷一愣之下吐露真言相比，叶钧耀的表情显得有些疑惑。

“夏税秋粮乃是国之正赋，本县上任未久，当然一切遵照祖制而行。”

这要是别人，兴许就会据此认为，知县相公这显然是祖制派，不愿意打破从前的旧规，可汪孚林深知这位县尊是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肯定根本就没有弄清楚什么状况。于是，他将程乃轩以及赵五爷处先后得到的夏税丝绢一事汇总了一下，原原本本地告知了这位一县之主，着重点出了这是徽州府五县和歙县之间，关于歙县独立负担还是六县均平负担这笔庞大丝绢夏税的纷争。

就只见叶钧耀的脸上先是一片茫然，继而是震惊、愤怒、失望、无奈，最终蜕变成了深深的苦恼。

“这么说来，是本县刚上任时那番话，让人觉得本县是打算把执行了上百年的夏税祖制翻过来？”叶钧耀看了一眼满脸无辜的汪孚林，竟是又有一种骂娘的冲动。然而，汪孚林毕竟不是金宝，他不得不在其面前勉强克制一点，但已经抓狂了，“就为了这个，他们就不惜弄出来这左一桩右一桩的勾当，意图挟制本县，不再旧事重提？该死的混账王八蛋，根本就没把本县放在眼里！”

见汪孚林不说话，叶钧耀突然砰地一声拍在扶手上，恼火地叫道：“不就每年六千多两吗？徽商家财动辄几十万上百万，怎为了这点钱还要如此闹腾！”

汪孚林这下子终于不能装沉默了。叶钧耀的出身他也打听到了，这位出身宁波府颇有家资的大地主之家，从小是家中努力供养他一个读书，二十出头中了举人后就跑去赫赫有名的白鹿洞书院进修，以现在金榜题名官居一县之主的结果来说，经史八股肯定不错，可经济实务只怕就一窍不通了。

这笔庞大的丝绢夏税，是要按照粮区派发到每一户每一个人头上的。每年六千多两，十年二十年是多少？五十年又是多少？

“县尊，徽商有钱是不假，但徽州一府六县行商者固然众多，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富甲天下。至于为何出外行商，都是被逼的，因为徽州府多山，地少人多，这才有很多不能靠土地养活的人出外行商。我虽年少，却也从村人那里听说过几句民谣，道是‘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四五六，往外一丢。’县尊看到的是那些经商有成的徽商，但还有更多小商人抛下娇妻幼子，一辈子在外奔波，最终埋骨他乡，留下的甚至只有一屁股债务。”

原本他说这些话，只是为了想方设法打动叶钧耀，可话出口之后，他情不自禁地想到家里翘首期盼的二娘小妹，想到行商多年未归的那位父亲，想到因为丈夫的病抛下她们匆匆赶往汉口的那位母亲，不知不觉认真了起来。于是，他便定了定神，接着往下说。

“从前，那些徽州府的大商人豪富之后，还常常会返乡办学买地，行善乡里，但这些年来，往两淮江浙买地安居的越来越多，光是扬州一府，就有众多徽商迁居，这些人在原籍徽州府反而没有什么田地，纵使豪富，在原籍交纳的赋税却很少。所以，县尊之前说的，学生不敢苟同，徽商虽富，但歙县很穷，徽州一府六县都很穷，据说光是历年积欠赋税，就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

叶钧耀没想到汪孚林竟然反驳自己，原本大为不悦，可听着听着，他就渐渐有些动容了。高谈阔论的叶县尊毕竟还不是个老官油子，而且汪孚林把一富一贫这种事实已经剖析得很清楚了，他只能在尴尬地沉默了好一会儿之后，有些心虚地岔开了话题。

“这些本县都知道了，可现在明白根子也没用，重要的在于解决问题。夏税一开征，丝绢、小麦、茶叶这些正项不说，从各种岁办的物料，岁贡的贡品，两广打仗要征派的军费，到衙门的公费开支，全都要放在夏税里头一体征派下去！这时候讨论什么歙县独派丝绢夏税，还是六县均平负担，已经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