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半年以来，发生的许多事情，刘彻都能从历史的记载和后世的记录中找到似曾相识的例子。

将这个事情放在一边。

刘彻接着颁布诏令，敕封周公之后公孙歆为褒鲁候，爵列关内侯，食邑三百户，为周公立祠，下令在刘邦的高庙侧殿为周公立像，岁时陪祀，享受祭祀与血食。

同时刘彻还下令，准许诸子百家为其先贤立祀。

但是，所有先贤的塑像，只能被立在由朝廷出资修建的“先贤祀”之中，而且需要得到批准。

没有批准，或者没有立在先贤祀里的，视为淫祀，有司衙门一律禁止和查办！

这下子热闹了，诸子百家，但凡还有个能吱声的，都纷纷活动了起来。

春秋战国，漫长的数百年里，在日渐激烈的诸国战争中，不知道有多少人杰贤才，此起彼伏，提出了无数解决当时中国局面的方案。

这些人中，嘴炮者有之，但行动派最多！

实践派更是数不胜数！

便是在后世被认为是腐朽落后不思进取的儒家，其实在那个时期，也是屡次自我进化和更新。

刘彻就是瞧准了现在的时机，下达了这个诏书。

因为，当此之时，经过五十多年的恢复，实际上许多学派都已经悄然复苏。

秦末的战火虽然摧毁了大量的典籍，但是，总有许多落网之鱼。

那些先人的典籍，躲在墙壁里，藏在石缝中，甚至是被它们的传人悄悄的藏在地下的某个地窖里。

靠着这些手段，它们避免了毁于战火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