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当丞相周亚夫第一个出列出来奏报的时候，他说出来的话，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启奏陛下，昔者，奉春君，与高皇帝建言曰：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七百里，轻骑一日夜可以至秦中。今匈奴虽已逐出河南，然其于河套，置有休屠、昆邪、楼烦、白羊四王，轻骑三日可至萧关！陛下曾云：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今陛下卧榻之侧，有虎狼酣睡，臣窃以为，为万世计，当兵出云中，复我九原故土，逐匈奴于黄河之外！”

周亚夫的话，也算是代表了长久以来的汉室君臣共识了。

匈奴人霸占着河套地区，就像一柄达克摩斯之剑，悬在汉室的头顶上。

要说汉室君臣能放心，那才叫见鬼了！

河南之战后至今二三十年，汉家君臣，没有一天不想收复河套，让长安远离匈奴骑兵的威胁。

这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社稷安危的根本之要。

哪怕就是过去的主和派们，在他们最强盛的时候，也是说要加强军备，防御匈奴的。

这也是汉初主和派跟后世的绥靖投降派的最大差别。

汉初的主和派们之所以主和，那是因为，在正面消耗，损失太大，也消耗不过匈奴。

但他们在主和的同时，从未放弃整军备战，来日复仇。

就像周亚夫所说的那位奉春君。

此人本姓娄，名敬，后被刘邦赐姓刘。

他就是汉室主和派的祖师爷跟和亲政策的始作俑者。

但哪怕是刘敬，在制定了和亲政策后，从匈奴归来，立马就建议实施强本弱末政策，加强关中的力量，防备匈奴。

周亚夫之后，申屠嘉也道：“陛下，老臣曾亲于吕后之时，立于东宫军议之中，彼时，匈奴冒顿，以言语辱及吕后群情激奋，众皆曰：可战，独颖阴懿候灌公讳婴执剑而立：有敢言战者，皆曰可杀，吕后于是乃止，事后，臣私下独与灌公议之，灌公对臣曰：岂非不战乎？事不可为也，若遗吾骑兵三万，战将十人，当可出塞北击匈奴，取其单于之头，悬于北阙！今陛下铁骑八万，带甲百万，雪平城之耻，复吕后之仇，正在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