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在八年前，他这样下令，周亚夫要质疑的就不是“急”，而是“有伤天和，还请陛下三思”这样的话了。

“急”这个词从周亚夫嘴里蹦出来，表明这位大汉丞相，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一个隐形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分子。

今天的周亚夫，你或许可以将之称之为“温和殖民主义”或者“温和帝国主义”。

但再怎么“温和”的殖民主义或者帝国主义分子，终究都是要吃人的。

他与极端的好战主义者和扩张分子之间的区别，或许只在于，他希望平稳、安全，更有效率的吃人。

而前者，则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吃了人再说。

就像现在，他听闻了刘彻布置给郅都的任务，首先的反应，并不是阻止刘彻和郅都这么去做，而是觉得这样做“太急”或许可能出问题。

“丞相无需担忧……”刘彻微微笑着，安慰着周亚夫：“相信朕，夷狄诸族对于强权的服从性和对于剥削的忍耐，远远超出朕与丞相的想象之外！”

事实上来说，除了诸夏民族之外，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如同诸夏民族这样勇敢、顽强和善于且勇于反抗的民族了。

自从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的那一声呐喊响彻天地之后，漫长的两千年历史之中，无数的英雄豪杰揭竿而起，埋葬了一个又一个看似强大、不可一世的王朝。

前赴后继，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始终贯穿了中国的历史。

几乎没有一年，没有农民不造反。

无论是文景之治也好，还是贞观之治也罢。

甚至是刘彻自吹自擂的所谓“元德之治”。

广大农民，也从未停止反抗。

元德四年，济南国的章丘之变，就是这种精神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