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幕间休息的时候，走廊的公告牌上出现了这样一句话——演出结束之时，就是朱迪·福斯特的死期——警察立刻冲进来检查在场的人。我觉得那样并不合适。后来发现这只是个恶毒的玩笑。一个观众在入口处被两个体育生拦住搜身，怀恨在心，搞了一个小小的报复。几个小时过去，我仍然活着，活得好好的。

然而，演出结束几天以后，我在家门口发现了一张字条，上面恐吓说要杀了我。我捏住它的一个角，把它轻轻地提起来，送到警察手上。我即将去巴黎的母亲简直要疯了，她想要我和她一起离开，想要在我的身边。我告诉她她这样只能让我更紧张，那些围着我转的保镖能把我照顾得更好。

这是我头一次遭遇死亡威胁，我不能被它弄的手忙脚乱。

警方很快抓到了威胁我的人，想不到的是，他随身带着一般灌了铅的手枪，也曾经计划要刺杀总统。

他在被捕时说我太漂亮了，他当初就坐在礼堂里看我演出，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改变了主意。

我离死亡仅十英尺之遥？离握着手枪的疯子仅十英尺？十英尺？我不能确定，但我也不在乎，我告诉自己，最艰难的时刻朱迪·福斯特都挺过来了，没有什么可以打倒她，最少表面是这样。

但这件事还是深深震撼了我，如同一吨的钢铁从三十层楼落下一般。死亡是如此的简单，如此的轻易，如此的切近。扣动扳机就像按动电视遥控器一样方便。在历史上最古怪的刺杀事件后没几天我就登台演出，我究竟要证明什么？我到底在干嘛？（这件事简直就是好莱坞电影最好的素材，等朱迪老去的那一天，说不准就会被人搬上大银幕。）

这件事之后，我大大的改变了，至少有人是这么告诉我的。我开始思考死亡。一直以来，照相机闪光灯发出的光芒就像扣扳机时火药发射的火花，我认为每个人都在人群中看着我。

他们向我发射子弹，向我扣动扳机，他们在演习那些最基本的法律。他们没有接触到我，却成功地伤害了我。他们需要一个牺牲品，恰好我符合条件。他们可以目睹一个曾经骄傲和坚定的明星是如何陨落的，是如何在他们的进攻中屈服的。他们的话、恐吓、指控都是次要的，他们更想的是对我施加影响，要我停止扮演牛仔，他们要把我从荧幕上拉下来。（他们应该是媒体吧？）

一些人混淆了爱情和妄想，也有一些人被那些妄想者伤害。我对此深表遗憾。

爱情应当是神圣的，它应当融化在温柔的呼吸中，融化在迷蒙的早晨，融化在隐蔽的小道上。它是两个人思想、心灵、灵魂、肉体的撞击，它是相互的。妄想却使人痛苦，它只建立在不存在的东西上。

约翰·辛克利最大的罪过就是混淆了爱情和妄想。他的无知只能刺激我说他错的太多。爱情是幸福的，妄想却很可怜。它是自我放纵的结果。这是我从这次事件中得到的一个教训。我将对别人声称的对我的“爱”保持警惕。（以后变成了拉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