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何况，他也如实记下了李广小心眼、屡战屡败的一面。

司马迁针对的绝非卫霍，而是那些无能无才，却因为裙带关系而身居高位者。

李广利说的就是你！

还有许多涉及景、武两朝的事，是不能秉笔直书的，只能以隐约之意，这是司马迁在经历李陵之祸后的抉择。这些“唯唯，否否”里隐含的未竟之辞，只留待后世的“圣人君子”去探索了。

他的谨慎是有道理的，历史上，史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被人理解，视之为“谤书”。

后世的班彪如此批判司马迁：“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埶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

这些是否定司马迁的话，在任弘看来，其实是夸赞啊！

司马迁是最后一个，没有被六经洗脑的史官了，所以这书，实为子学时代最后一作。

不止记了帝王将相的家谱，还写了西南夷、匈奴、朝鲜两越这些大一统国家内的民族史。司马迁曾亲自踏遍天下，实地考察，作为随行人员深入西南，对山川人文了然于心，也明白这一切的基础是什么。

是农，是虞，是工商，是芸芸众生，为此写了《货殖列传》作为列传最后一篇。

任弘也忍不住赞道：“以炎黄五帝始，以农虞工商和天下货殖终，有头有尾。”

这立意，实在让任弘叹为观止。

既大而全，又小而精。汉书很多篇章基本是直接取自史记，一字未改，因为这厮文字太好，笔力惊人，到了一字千金难以修改的程度。

时间，也只有时间能涤荡一切敏感词，让不能说的事变得能说，让人变得客观而不带先入为主的情绪。

让一本千夫所指的谤书，最终变成正史，得到它应有的历史地位。

好东西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不论文字还是历史观，史迁从一开始，就已经站在了两千年封建史书的最高点了。

往后反倒是一代不如一代，任弘敢说，剩下那二十三史里的私货，只会比司马迁多，不比他少。哪怕班氏，也秉承六经，站在道德高地上批判了不少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