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瓜群众任弘都听呆了，这么富有想象力的大胆故事，也亏他们编得出来。

杨恽闻言，顿时哈哈大笑：“这故事编得一点不高明。稍微有点头脑的人一眼便可以看出，秦律甚严，方士即便犯罪，也是交由御史廷尉审判后定罪被坑杀，俗儒为将其改成秦始皇预设圈套欺骗儒生，实在是诡巧，始皇帝刚暴自是，其有违己非今者，直自坑之，何必设诡？”

这点任弘是赞同的，汉朝对秦朝的反思是十分持久的，前期是总结历史教训：一个老大帝国为何会在短短十几年间土崩瓦解，究竟犯了何等错误，大汉如何才能规避重蹈秦之覆辙，代表就是贾谊的《过秦论》。

于是在这种思想引导下，秦废封建而汉复封建，分封诸侯王。

秦用法家而汉初以黄老治国，无为而无不为。

虽有矫枉过正之嫌，但至少这种思维让大汉顺利度过了危险期，经过休养生息，郡国恢复了繁荣。

不过从武帝朝开始，儒生们开始偏离了过秦之思，走上一条以黑秦为政治正确的路，比如董仲舒就曾言：“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

他将汉武时的社会问题也戴到不容许土地兼并的秦头上了，儒生否定秦的一切，将其视为万恶之源，因为秦政是周政的反面，而这种情形下，在覆灭秦朝时未能起到关键作用的儒生，开始为自己打造另一种形象：秦政的殉道者。

他们夸大了秦焚诗书的程度，编造的目的在于将儒家的经典抬举为圣经。又在坑方术的基础上编撰出坑儒的故事，目的在于将儒生们塑造为殉教的圣徒。

就像后世某位学者说得，汉代关于秦的一切叙述史料，运用的时候，要谨慎，因为主观性太强，真假难以分辨。

如此重复了上百年，当谎言成了真理，连贤良文学的敌人桑弘羊都以为焚书坑儒是真的，在盐铁之议里说出了这样的话：“故秦王燔去其术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

儒生自己当然也信了这些宣传，从而逢秦必反，一听见秦字就格外敏感。

这也是当贤良文学听任弘胡扯，说秦朝的残部在海西建立大秦国，穷兵黩武欲返回中原时，会表现得那么恐惧。

用心编造的谎话，已经成了所有儒生认定的信条，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业的秦与贤良文学，乃是天敌。

于是反过来却被任弘利用了。

张敞倒是忧心忡忡，劝诫杨恽道：“子幼所言有理，但你这说辞，能折服吾等，却折服不了天下人，折服儒士。但凡为秦说好话的，都会被群起而攻之，你此言在西安侯家说说还行，万万勿要出去乱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