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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运点点头,道:“田常杀齐君,可谓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春秋末期,纲常逆法伦理崩坏,诸侯征战。试问,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吃饱穿暖是基本的需求吗?不,如果能生活在一个安稳的地方,即便饿一点,冷一点,九成九的人还是能够接受。”

第1839章 希望

许多人连连点头。

有人觉得那句“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十分有道理,大多数人都觉得方运最后说的那个需求有道理。

就在这个时候,所有大儒与大学士把目光转向方运所在,动用全身的力量仔细聆听,而其余翰林进士或其他读书人,都不由自主向方运那里前行。

“您说的是。在随时可能被杀死的地方吃饱穿暖,莫不如在一个安稳的地方,即便衣食住行都差一些,至少可以活下去。”方行炎道。

“安稳平静,才是正常百姓最基本的需求。所以,那个时期先后出现两位真正得到百姓拥护的伟人,前为孔子,后为墨子。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墨家所追求的‘兼爱’‘非攻’‘尚贤’等圣道,与儒家的仁义礼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即便是与儒家对立的‘节葬’,墨子也只提倡在积弱贫苦之地施行,甚至直言,若是厚葬能让百姓感到心安,能让一些贫穷者从事相关的行当获得钱财,那厚葬也是仁义之事。两人唯一的不同是,孔圣是自上而下行仁义,而墨子则是要自下而上行仁义。”

众人轻轻点头,儒家与墨家一直对立,很少有人敢说这种话。

“孔圣的‘仁’,意义很多,但最重‘仁君’与‘仁政’,仁君仁政下的百姓才会更加安定。在孟子的时代,孟子强调‘义’,为何?因为战国时期,各国已经没有仁君仁政可言,远远比春秋时期更加混乱,更加令人绝望,以至于孟子已经不对仁君抱有任何希望,所以看待民、社稷与君王三者时,说‘君为轻’。孟子更看重‘义’,已经不去追求大而化之的仁义,而是追求每个人应该去遵守的‘道义’,当每一个人都遵守道义,甚至鼓励我们勇于用激进的手段匡扶正义,即便弑君也是诛一贼。”

“那么,到了荀子那里,为何要重‘礼’?如果说孔子是一位坚信‘有教无类’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教好的慈祥老人,那孟子就像是一位体味民间疾苦同情百姓但横眉冷对君王的义士,而荀子他老人家呢?不仅不相信君,不仅不相信民,他除了孔圣基本谁都不相信,只信天,认为只有‘礼’才能解决一切,而且他的礼与孔圣的礼有极大不同。孔圣的礼严格来说是‘礼乐’,是建立让人主动去遵守的制度,但荀圣的礼是用秩序和规章制度来约束君与民,所以他才会培养出韩非子与李斯两位法家巨擘。你们若是细细体味,便会发现三圣经历的世界,是何等残酷!”

众人被方运这种新奇的论点吸引,又被隐藏在三圣圣道背后的线索震惊,细细体味才发现,人族是一步一步走向绝望,从仁到义,从义到礼,最后从礼到法,背后隐藏的几乎是一部黑暗史。

许多人被震撼的说不出话来,人族到底经历了何等绝望与挣扎,才会孕育出这条根植于黑暗、贯穿千百年的树藤。

方运缓缓道:“当你们用公正的目光去看历史,就会发现不是儒家选择了春秋战国,不是儒家选择了秦皇汉武,而是那个时代的君臣百姓选择了儒家,是历史选择了儒家。未必是儒家圣道多么完美,很可能只是因为,没有任何一家圣道能超越儒家,没有任何一家圣道更能代表当时各个阶层所有人的需求。”

大多数人只是深思,但文位越高之人,心中越是惊骇,方运这话,实在是惊世之言,若在圣元大陆说出,足以引发百家震动,无论是儒家还是其他各家,都会对方运展开口诛笔伐。

但是,这些人也相信,当经历了开始激烈的争论后,一旦事态趋于平静,所有人都会发现,方运所言是事实。

“如果有一天,人族创造了更强大更完美的圣道,那么,儒家纵然有万千不是,我们也应该知道,在人族蒙昧时期,儒家便是那一豆灯火,在妖蛮的围堵中飘飘摇摇,忽明忽暗,但一直带领人族前行,直到天地重开,清浊再分,大日照耀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