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政府调控和自由市场、价格主导的争论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点。而光是是否需要政府调控，就将整个经济学分为两大学派，一类叫做凯恩斯学派，一类是新古典经济学派。

1929年后的大股灾过后不久，凯恩斯的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就横空出世，这篇划时代的著作代表了新古典学派不干预的理论彻底在政府间失去市场。在股灾中迷惘的各国政府仿佛在黑暗无边的大海上看见了灯塔一般，纷纷将凯恩斯的大作奉为制定政策的理论基石，而一直到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之前，凯恩斯学派及其衍化出来的各个学派的经济理论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

在凯恩斯学派当中，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必不可少，一方面是通过财政政策当中的转移支付、税收等方式来实行，另外一种就是通过货币政策来实行。

简单的来说，刺激经济，通过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加强投资，由政府主控的投资，自然大部分是基础设施建设；另外一方面，就是发钞票。

这里的发钞票可不是无止境地滥发钞票，至少在某些程度上是受到严格控制的。数量上的计算是通过通胀和经济增长做出一个相对理性可观的预期之后，再和货币乘数相乘所得出的，就是基础货币的数量。

而哈迈蒂所说的将货币政策拱手让人，言下之意就是将包括预期通胀和经济增长在内的众多因素都交于if方面来考虑，发行多少印尼盾也将由他们来决定，甚至货币乘数是多少，他们也毫无疑义，这种举动的诚意不可谓不足。

“我们所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哈迈蒂长叹一口气，颇为无奈地感慨道，“只有你们介入，他们才会稍微有所收敛，这个国家才会有希望。是的，只有这样，印尼才有可能摆脱金融危机。”

“……”电话那头的康德苏在沉默了半晌之后，突然又悠悠开口说道，“即便是有了货币政策，我也不认为印尼的债务状况能够有所好转。你也知道的，基础货币的数量……”

他没有接着说下去，但哈迈蒂闻弦知雅意，早就知道他下面所要说的话，同样无语了半天之后，才迸出来一句，“你可以让大老板去施加压力，我这边再许之以利，以那个老家伙的智商，又是软硬兼施，肯定会成功的。”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基础货币的数量由外汇净资产和国内净资产组成，外汇净资产通过国际收支情况来决定，而国内净资产，则是央行对于社会的债权，简单来说，就是央行放出去的贷款数额。

央行的债权，除了一部分以再贴现的形式出现在商业银行外，其他大部分债务人的主体都是政府。这就意味着，如果想通过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的话，那么对基础货币的数量就要严格控制，而控制基础货币数量，就意味着对政府的债务进行监督。

换句话说，虽然印度尼西亚银行方面愿意出让货币政策的主导权，但这个权力能否顺利实行下去，还要依赖于印尼政府的配合。而这个配合的程度又牵扯到另外一个重大的政策——财政政策。

康德苏正是想到了这一点，因此虽然知道了印度尼西亚方面表现出足够的诚意，但依然不敢定下基调来，因为他很清楚，印尼政府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而哈迈蒂也心知肚明，事实上他放弃货币政策的主导，正是想摆脱苏哈托政权的影响。就算苏哈托和托米父子再想做些什么，难道他们会拿着枪去胁迫那些来自if的专家不成？

他们敢不敢这么做，哈迈蒂并不知道。但他很清楚，自己绝对不会再愿意被人拿枪指着头了。

在if内部，由于美国缴纳了超过六成的基金份额，因此美国就成了单一最大的成员国，在一份份额占据一份投票权的情况下，美国的意愿自然成了if的意愿，所以哈迈蒂在背后称呼他们为大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