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梁，樊楼。

之前因为曾巩的一个的问题，让聚会的氛围一时间变得有些尴尬。好在后来苏轼等人及时化解了这个误会。陆垚也知道，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去要求苏轼和曾巩他们这些人。在现在这个时代，确实是存在着一些等级差距，还有尊卑观念的，这也是他努力的一个方向。

不过，因为之前的问题，聚会一时间陷入到了沉默的氛围当中。最后还是苏辙率先打开了局面。之前陆垚是一直给到苏辙信心，让他相信自己能够通过殿试的人，所以现在自己也应该帮他一把。

“陛下直接让你做这正二品的枢密副使，陆兄你岂不是要出远门？”

陆垚点头说道：“不错，现在宋夏之间的关系这么紧张，我想不止是我，应该还会有其他这次通过殿试的人，会被陛下选中，到时候去到边关吧。”

曾巩说道：“我觉得我们的军力还是十分强盛的，那小小的大夏，肯定是不能跟我们相抗衡的。”

这不单单是曾巩一个人的想法，在场的所有人应该都是这个观点。这大夏刚刚独立，谁都不认为他们和大宋有一战之力，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赵祯其实完全灭有必要再选出陆垚这些人去到边关，因为他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宋代在澶渊之盟之后就没有和辽国的军事冲突，并没有一直在打仗。是中国少有的南北不同政权的和平共处模式。宋神宗发兵损失35万人马物资，却动不了西夏的毫毛，偶然因素不能总是成为理由。”

确实，澶渊之盟之后，直至宋金联合灭辽之前，一百余年间，宋辽基本上已没有发生战争。倒是西夏，给宋朝造成了非常大的麻烦。在战场上，西夏很强悍，几次与宋朝的战争，如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熙河之战、永乐城之战，都大败宋师。

不过，西夏毕竟是弹丸之地????????????????，整体国力不可跟辽国相提并论，跟宋朝也不是同一档次。宋夏对峙前期从宋仁宗朝至神宗朝，战场上西夏胜多败少，令宋朝很是头痛。但西夏也有弱点：经济落后，严重依赖宋朝。

北宋司马光这么描述宋夏的经贸关系：“西夏所居氐羌旧壤，地所产者不过羊马毡毯，其国中用之不尽，其势必推其余与他国贸易。其三面皆戎狄，鬻之不售。惟中国者，羊马毡毯之所输，而茶彩百货之所自来也。故其民如婴儿，而中国乳哺之矣。” 因此，当西夏拒绝臣服于宋王朝、或者挑衅宋王朝时，宋廷便对西夏实行经济制裁：关闭榷场、停止互市。

宋王朝的经济制裁可以重创西夏的国民经济，导致物资严重短缺，物价暴涨，财政也因此接近崩溃：“尺布可直数百”，“民间升米百钱”，“国中困于点集，财用不给，牛羊悉卖契丹，饮无茶，一绢之值八九千钱，民间相为‘十不如’谣怨之”。最后，西夏国主只好遣使求和。西夏的大臣也承认，“国家自青白两盐不通互市，膏腴诸壤，浸就式微，兵行无百日之粮，仓储无三年之蓄，而唯恃西北一区与契丹交易有无，岂所以裕国计乎？”

也因此，在宋夏一百多年的对峙中，宋王朝对西夏的经济封锁，通常能够迫使西夏就范。如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西夏元昊称帝，翌年，元昊露出不臣之意，宋廷诏“陕西、河东缘边旧与元昊界互市处，皆禁绝之”，六年后的庆历四年1044，元昊上誓表臣服，宋王朝才“置榷场于保安军及高平寨”，恢复互市。嘉祐二年1057，元昊之子谅祚扰边，宋朝“要以违约则罢和市”，随后罢去榷场，英宗治平初年，西夏“求复榷场”，宋廷不许，治平四年1067，西夏上章谢罪，乞通和市，“乃复许之”。

宋夏对峙后期从宋哲宗朝到徽宗朝，西夏在战场上的优势也逐渐丧失了。之前宋师在战场上表现乏善可陈，很大原因是大军远征，后勤补给太吃力，而机动的西夏兵则没有补给的问题。

但后来，宋王朝找到了克敌制胜的战策、战术，那便是“进筑”加“浅攻”，一寸一寸蚕食西夏，让西夏人大惊失色：“唱歌作乐地，都被汉家占却，后何以堪？” 宣和元年1119四月，宋师攻克西夏横山之地，征服西夏指日可待。

可惜，随后宋朝与崛起于白山黑水间的女真部落结成“海上之盟”，定下联金灭辽之策，战略重心转移至北方，放过了经略西北的历史机会。历史窗口从此关闭。北宋自己也引了祸水南下，自取其辱。

事实上，早在李元昊公开称帝之前，西夏军队就已逐步脱离原本的党项部族武装。不仅有类似禁军的宫廷卫队，还集中力量编练出总数只有3000人的铁鹞子重甲骑兵分队。所以能在狭路相逢的山间疯狂突击，甚至从正面攻破善于布阵的北宋步兵主力。

哪怕是地位略低的贵族私兵，也在多次扩张胜利后得到显著加强。核心成员纷纷配备类似宋军精锐的全套扎甲，又或是通过西域获得更加轻便的优质锁子甲。另有不少出没于边境两侧的外围部落，也能为新君提供相当出色的山地轻步兵，非常适合与骑兵在复杂地形上进行协同作战。

北宋方面则因制度性傲慢而没有丝毫精进。除很少用于远征的孱弱厢军外，就连专职机动部署的禁军都鲜有变化，坚持以呆板的步兵预设阵地充当决战核心。当然，源自晚唐五代时期的骑兵传统，在该阶段依然有很大影响残余。某些时候，还可以通过招募边区的党项、吐蕃等部落民实现临时强化。但终究只是庞大队伍中的少数派，轻易不能为局势变化而独自行动。彼此间的联动缺乏正向价值，乃至屡屡在关键时刻演变为相互拖累。更要命的是，北宋的军政系统过于复杂，有着无人敢打破的三级结构。例如稳坐汴梁的仁宗皇帝，经常在无法充掌握解实情的背景下，被高呼政治正确口号的大臣所怂恿。然后将廷议精神转抄地方，让那些坐镇西北的士大夫文官去用心领会。

但最终的落实消化，势必仰仗于真正负责带兵打仗的前线将领。他们不但没有对整体策略的发言权，还必须为彰显忠贞可靠而埋头苦干。于是在一级催一级的恶劣态势下，做些基于本能最坏选择。大不了在溃败中以死谢罪，免得被监察官判定为造成失败的罪魁祸首。

相比之下，尚处开国上升期的西夏君臣就无此隐忧。李元昊本人就经常亲临一线，对事态发展有较为清晰的认知能力。若是需要分队机动，通常会委派麾下的部落首领代劳，根本不存在将不识兵窘境。加之战场毗邻本方的日常生活区域，自然对地形等环境要素的理解能更加到位。因而能长期保持进攻态势，并在指挥协调层面具有较多灵活性。

其实，北宋和大夏，在军力和制度上就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也导致了最后宋夏战争中大宋一直处于被动局面，最后失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