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人原是个好善的，先听彼等之语不肯听其自由者，因思芳官等不过皆系小儿女，一时不遂心，故有此意，但恐将来熬不得清净，反致获罪。今听这两个拐子的话大近情理；且近日家中多故，又有邢夫人遣人来知会，明日接迎春家去住两日，以备人家相看；且又有官媒婆来求说探春等事，心绪正烦，那里着意在这些小事上。既听此言，便笑答道：“你两个既这等说，你们就带了作徒弟去如何？”

两个姑子听了，念一声佛道：“善哉！善哉！若如此，可是你老人家阴德不小。”说毕，便稽首拜谢。王夫人道：“既这样，你们问他们去。若果真心，即上来当着我拜了师父去罢。”这三个女人听了出去，果然将他三人带来。王夫人问之再三，他三人已是立定主意，遂与两个姑子叩了头，又拜辞了王夫人。王夫人见他们意皆决断，知不可强了，反倒伤心可怜，忙命人取了些东西来赍赏了他们，又送了两个姑子些礼物。从此芳官跟了水月庵的智通，蕊官藕官二人跟了地藏庵的圆心，各自出家去了。

这里一步步写得相当清楚：首先芳官等想出家，并不是可以抬脚就走的，须得征求干娘同意，干娘也不敢做主，便又来求王夫人，这就是前边说的第一条：“必须是一个能够自主的自由人”，“出家前要得到父母的同意；身为奴仆的要解除主仆契约”；而后面说王夫人“取了些东西来赍赏了他们，又送了两个姑子些礼物”，便是替她三人交纳戒金了。

然而到了惜春出家时，贾府还有能力替她交戒金吗？她出家后竟要乞食为生，可见混得比芳官等被姑子“拐了去做活使唤”更加不如，这也足可再次佐证她的出家是在事败之后。

但是，出家既然有那么多的限制与程序，惜春作为犯官之女，遁入空门只怕没那么容易。不但没人替她交得起戒金，而且全家入狱，只怕她也没了自由身，不是想出家就可以出家的。

或者说，贾府虽然被抄，但后来还是有翻身的机会的，历史上的曹家就是有过一小段中兴时期，且发还了部分财产，这样，贾府就有可能为惜春交纳戒金，并有资格准许她正式出家了。

又或者说，贾府虽败，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曾经有过那么多家庙，认识那么多高僧名尼，这里有一两个念旧情的，帮助惜春出家原是轻而易举的事。

但如果是那样，惜春的身份就该跟她小时候的玩伴智能儿一样，还是可以活得挺从容的，再糟糕也不过落得个像芳官、藕官、蕊官的境遇，给师父做活使唤，如何竟至于“缁衣乞食”呢？

陈琛《和尚》一书中关于“乞食”有一段术语解释：

“佛教对僧人吃的饭分为三种，一是‘受请食’，即僧人受施主邀请，到施主家就食；二称‘众僧食’，即僧人在僧众中共同进食；三称‘常乞食’，即穿戴僧服，带着乞食的钵盂，到村落挨门挨户乞讨食物。在印度，在佛教创始初特别推崇乞食……但是，在中国，僧人只有在外出游方时才‘化斋’（相当于乞食），而寺庙一般都自己有专门的厨房。”

由此可见，惜春既然是托钵沿乞，可以猜想她不是在“有专门厨房”的寺庙长住，只能做游方僧，四处流浪。

为什么会这样呢？

很有可能，惜春的出家另有隐情，是不合法的。最大的可能就是她是在抄家时逃出来的，没有跟家人一起被关进狱神庙或别的地方，而是独自出走，做了尼姑。

这样，她就必须隐瞒身份，不能大大方方正正式式地出家；即使某庙住持或是出于报恩念旧，或是出于贪图小利，冒险帮她出了家，也不敢让她长期居留。因此她只能外出游方，四处“挂单”。

然而“挂单”，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和尚》中关于“僧人的户口档案”也有诸多规定：

“自唐朝以后，建寺、度僧及度僧人数都要得到政府的批准……

”政府批准的‘官度’有两种情况。一是每家寺院每年有一定的度僧名额，在这一限额内度僧算是合法的；二是皇帝在重大庆典及其他特殊情况下，恩赐某地区或某寺院可以度一定数量的人为僧，这称为‘恩度’或‘赐度’。恩赐度僧的记载在唐宋时代极为普遍。凡是官度的僧尼都要有政府发放的证明文件，这就是度牒。

“度牒的发放从唐宋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朝初年……除了度牒，政府还有对僧人进行管理的僧籍制度。僧籍由祠部管理，每隔几年就要清查重造一次。僧籍的内容包括僧人的法名、俗姓、籍贯、所习经业、所在寺名、寺中定额的僧人人数等项。如果僧人身死或还俗，当天就要报送祠部，注销僧籍。

王夫人原是个好善的，先听彼等之语不肯听其自由者，因思芳官等不过皆系小儿女，一时不遂心，故有此意，但恐将来熬不得清净，反致获罪。今听这两个拐子的话大近情理；且近日家中多故，又有邢夫人遣人来知会，明日接迎春家去住两日，以备人家相看；且又有官媒婆来求说探春等事，心绪正烦，那里着意在这些小事上。既听此言，便笑答道：“你两个既这等说，你们就带了作徒弟去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