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后面是自由发言，其余的党员同志主动发言，听来听去都是批评赵书记的，从头到脚一点细节都不放过。王耀偷偷看了一眼赵立人，他苍白着脸，时不时飞快地看一眼站在台上的赵书记，就又低下头去，看起来极为不安。王耀本以为他会起来帮赵书记说点什么，但直到结束了也没有。

父亲显然心情也不好，散会的时候没和别的厂领导一起走，而是和王耀一起慢慢走在人群的后头。王耀略带责怪地对父亲说：“我原本以为你会替赵书记说两句。”

父亲看了他一眼，唏嘘道：“已经不是‘赵书记’了，以后就是‘赵宝丘同志’了。”王耀默然，父亲又接着说，“我要替他说什么，就该陪他被批判了。形势比人强，反右倾是中央定下来的，不是几个人说几句话有用的。今天没人替他说话才叫好。”

王耀不解，问：“为什么这样反而好了？”

父亲解释道：“批评得越凶，越说明他没团伙，也就是说厂里没有反党集团。现在的处理算是轻的了，要是真被定性成反党集团，就不是开几次批判会这么简单了——到时候遭殃的也不止老赵一个人。现在事情尚有余地，老赵反思检讨，争取到此为止。大不了从头干起，以后夹着尾巴做人。”

王耀知道父亲说得在理，但是心里还是迈不过这个坎，嘟哝着说：“之前厂里很多人不都是赞成赵伯伯的想法吗？如今所有事都推到他一人头上，太不公平了。”这话虽然是问句，其实不过是在牢骚抱怨罢了。

父亲无奈地摇头叹气：“哪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这是他走的一步险棋，不管赢了输了都得他自己担。”

02

第二天王耀顶着一对黑眼圈去了厂里。

昨晚回家之后他一直想着赵书记的事，还有所谓的反右倾运动，一切都让他感到很困惑。他觉得赵书记没错，为什么做对的事情要被这么严厉地批判？还是说同情赵书记的自己也是个右倾分子，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去？

这段时间以来的大跃进和反右倾，第一次让他对自己、对党产生了怀疑。但他的怀疑既不够彻底又不够决绝，他不敢也不愿意去想得太深，这种不彻底让他更彷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