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筱好奇地问伊万这是谁，他又为什么要打听这个人的消息。

伊万愣了一下，露出苦涩的微笑。该怎么说呢？他告诉崔筱，自己在年轻时曾经作为援华专家来到江南造船厂：“王耀是我的翻译、我在中国最好的朋友，自从离开之后我便失去了他的消息。我想知道他现在过得如何。”

崔筱爽快地答应替伊万问。她晚上给家里打电话，第二天就告诉伊万，说她父亲也没听说过这么个人。她说：“爸爸73年进的造船厂，或许那时候他们就不在厂里了。”

她看到伊万听到这个消息便呆呆地愣住了，长叹一口气，说谢谢她帮他问。看到这位老人失落的表情，崔筱感到于心不忍。“除了造船厂，您还知道他的其他信息吗？”她问伊万，“也可以去别的地方找找。”

伊万想起王耀原来在复旦大学俄文系当讲师，于是崔筱又托在复旦大学的高中同学去俄文系问有没有叫“王耀”的讲师或者教授，也还是没有。后来又找到了俄文系创系以来所有教授的名录，也没有王耀——讲师是不在名单上的，可知后来王耀并没有在这里当上教授。

伊万已经灰心丧气。确实是过了太久了，过去的痕迹像海滩上的脚印，很快被浪冲走。王耀的身影消失在长长的岁月中，再找不到了——噢或许，难道说从来就没有王耀这么一个人。伊万如何能证明王耀确实存在过，任何东西？不，什么都不剩了，所有和王耀有关的东西都被烧成灰烬，他把中苏友谊纪念章卖给一位年轻的美国收藏家。这一切除了存在他的回忆中，还存在于哪里呢？只剩下一段回忆，此外什么都没有了。

但崔筱还没有放弃，她打电话给以前在造船厂大院里认识的叔叔阿姨，问他们是否知道有这么个人，却从没得到一个肯定的回答。直到研讨会的最后一天，第一份相关的证据终于出现了。

一位崔筱联系过的阿姨打电话给她，说她那天去档案室，想起崔筱问她的事情就翻了翻厂史，结果真在历任厂领导的名录中找到了王修平这个人。他在1950年到1970年间担任造船厂的技术主任，后来怎么样就不知道了。

崔筱把这件事告诉伊万，显得比伊万还高兴。是了，她之前怎么忘了造船厂的档案室！在研讨会结束之后伊万还会在上海多待一天，周日才搭飞机回哈尔滨。她问伊万要不要去造船厂看看，她可以拜托管档案室的阿姨给他们开门，也许在那里能找到更多相关的信息。

他们一早就出发，十点多到了造船厂。伊万看着崭新的办公楼和厂房，不禁又是一阵感慨。这世界什么都在变，只有他仍然活在过去。

管档案室的吴阿姨抱了一摞文件夹放在桌子上，都是五六十年代的资料。她把手按在那叠文件上，碎碎地叮嘱二人：“东西看了要放回原处，一页页都夹回去，晓得伐？勿要弄乱了！”崔筱再三保证他们一定不会弄坏东西，吴阿姨才把手拿开，让他们自己看。

伊万在那里翻看文件，崔筱便站在一旁和吴阿姨闲聊。

“长远伐见，侬好伐？”吴阿姨说，“听人道侬姆妈也下岗了，噶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