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的夏末，河西岸的风裹挟着麦秸秆焦糊的气息，沉重地拂过小姬庄低矮的土坯房檐。

村头那棵虬枝盘结的老槐树，叶子黄了大半，打着旋儿飘落下来，在晒谷场上铺了厚厚一层，又被社员们脚上沾满泥浆的布鞋反复碾踏，最终化作齑粉，融进这片贫瘠的土地里。

空气里还浮动着特殊运动留下的硝烟味，刺鼻而干燥，但若深深吸一口气，又能嗅到一丝微弱的、异样的生机——

公社斑驳的公告栏上，“抓革命促生产”的红漆大字依旧触目惊心，可就在那朱红的下方，一张张写满工分与粮食斤两的秋收预分表，如同新生的苔藓，悄然贴了出来。

学校那被风雨剥蚀的土墙，“以学为主”的新标语，正努力覆盖着去年“砸烂旧教育”口号残留的狰狞墨迹。

姬永海背着洗得发白、边缘已经绽出线头的帆布书包，沉默地穿过晒谷场。

记工员老田正蹲在冰冷的石碾子上，嘴里念念有词，铅笔头在一张被油污和汗渍浸润得发黑的纸上艰难地滑动：

“姬忠年他爹，昨儿割稻子，十分工；

庞四十娘，喂猪八分工……”

姬永海放慢了脚步。

这记分册上一个个或清晰或模糊的数字，竟像一根根倔强钉进河滩淤泥里的木桩，显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让人心头微颤的“稳当”。

他下意识地摸了摸书包里那几本磨得卷了毛边的课本。

封面上“小学五年级”的字样几乎被手指摩挲得难以辨认。

这书，比起前两年上课时老师手里挥舞的、散发着油墨味的报纸，已经是天大的稀罕物，是照亮河西贫瘠精神荒原的一缕微光。

学校的土教室是真正的“土”教室。

黄泥糊的墙壁坑坑洼洼，屋顶的茅草年久失修，每逢雨季，教室里便叮叮咚咚，奏起漏水的交响。

但这学期，那面烟熏火燎的土墙上，竟破天荒地钉上了一张课程表：

上午语文、数学，下午农业基础、革命歌曲。

只是课桌依旧是些缺胳膊少腿的土坯台子，学生们自带的高矮不齐、吱呀作响的板凳，更是让这教室像个杂货铺子。

上课铃那破锣般的嗓子一响，底下便常有按捺不住的学生扯着喉咙起哄：

“老师！开卷考试嘛，不如放我们回家自己琢磨！”

更有胆大妄为的，真敢一把抓起讲台上的粉笔盒，往地上狠狠一摔，梗着脖子喊“师生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关系平等”，硬是把老师堵在教室门外。

每当此时，教室里便瞬间开了锅。

三五成群的孩子聚成一堆。

有人拿着课本念得字错音，不成句；

有人一把抢过别人的作业本胡乱涂抹；

铅笔头在纸上划拉出歪歪扭扭、不知所云的线条，倒也喧嚣出一种病态的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