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明，那个平日里就有些木讷却极其本分、甚至有些懦弱的孩子。

面对公安严肃的询问和桌上那两个作为“赃物”的红苹果，吓得脸色煞白如纸，浑身筛糠般抖个不停，竹筒倒豆子般认了错，声音带着哭腔，立刻哆哆嗦嗦掏出身上仅有的几毛皱巴巴的毛票作为赔偿，态度诚恳卑微到了尘土里。

公安看他年纪小，又是个老实巴交的学生，教育了几句，当场就挥手让他走了。

他几乎是踉跄着跑出派出所大门，后背的冷汗浸透了单薄的衬衫。

他擦着冷汗回到冰冷的书桌前，后来咬着牙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县机械厂，从最底层的仓库保管员做起。

凭着那股子常人难及的钻劲——寒冬腊月，为了琢磨透一台趴窝的苏联老机床的古怪毛病，他能抱着比砖头还厚的俄文说明书（靠着字典硬啃）在冰冷刺骨的车间门口蹲到半夜，油污糊了满脸，手指冻得通红僵硬。

也凭着那份“本分”——从不计较加班加点，经手的零件、账目清清楚楚，从无差错。

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从技术员、车间主任、副厂长，一路干到了县工业局的副局长位置。

而鲍旭，那个从小被寡母溺爱惯了、脾气一点就炸的小子，面对同样的询问和那两个刺眼的苹果，脖子一梗，脸涨得通红，像只被踩了尾巴的猫：

“捡的！地上掉的！又不是我偷的抢的！凭什么认错？”

公安拍桌子训斥他“哄抢国家财产”的性质，他竟梗着脖子顶撞起来，嘴里还不干不净。

推搡中，他失手将一个上前制止他的年轻民警推了个趔趄，撞在桌角上……后果可想而知。

他被作为“顶风作案、暴力抗法”的典型，从严从重，判了两年劳教。

出来后人彻底垮了，眼神浑浊，精神萎靡，整日里游手好闲，偷鸡摸狗，酗酒滋事。

最终成了乡邻们口中避之不及的“人渣”，连他寡母最后一点希望也彻底熄灭了。

锅里的鱼汤已经熬成了浓稠的胶质，在微弱的炉火余温下，偶尔才极其慵懒地冒出一个细微的气泡，发出几乎听不见的“啵”声，像一声悠长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