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卫星？”阿米尔挑眉。

“比喻啦。就是极简、极便宜，但能完成基本功能的东西。”玛丽眨眨眼，“我觉得，他们有一种……怎么说呢，在螺蛳壳里做道场的本事。资源有限，就拼命在想法和效率上找补。”

阿米尔若有所思。他想起了白天李建国飞快计算的样子。也许，哈立德叔叔说的“看懂他们怎么想”，指的就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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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在紧张的课程、晦涩的方言、陌生的食物和巨大的学业压力中一天天过去。阿米尔开始改变策略。他不再试图听懂每一句话，而是课后拼命借中国同学的笔记，泡在图书馆里对照中文教材和有限的英文资料死磕。他主动加入李建国的小组，从最初只能负责查资料、画图，到后来也能就某个构型的质量分配争论几句。他发现，这些中国同学虽然家境普通（至少在他看来），但基础扎实得可怕，对技术细节的执着近乎偏执，而且……极其擅长利用一切现有资源解决问题。一次，他们的卫星模拟电路板需要一个特殊的滤波电容，市面上买不到合适的型号。李建国愣是从旧货市场淘来一台报废的仪器，和另一个同学熬了一夜，把里面的电容拆下来测试、改造，最后居然真的用上了，成本不到十块钱。

“你们……经常这样吗？”阿米尔看着那枚“浴火重生”的电容，忍不住问。

“不然呢？”李建国头也不抬地焊接下一个点，“经费就这么多，想干事，就得自己想办法。老师说了，这叫‘土法上马’，是传统。”

“土法……上马？”阿米尔咀嚼着这个词。

周末，留学生办公室组织他们参观“国家航天高技术研究院”（虽然只能参观部分开放区域）。坐在大巴车上，阿米尔心情复杂。这就是那个造出“萨勒曼一号”、让他祖国为之沸腾的地方？看起来……有些朴素，甚至有些陈旧。灰色的楼房，茂盛的梧桐树，骑着自行车穿行其间的、衣着普通的工作人员。

然而，当他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走进“航天器环境工程实验室”，看到那庞大的振动台、热真空罐，以及穿着白大褂、神情专注地进行测试的工程师时；当他们在展览室，看到从最早的探空火箭模型，到“长征”系列火箭的剖面图，再到“神舟”飞船的返回舱实物时；当讲解员平静地讲述着这些成就背后，是多少人隐姓埋名、在戈壁荒漠中风餐露宿的故事时……阿米尔沉默了。

他想起自己国家为“萨勒曼一号”欢呼雀跃时，国内媒体对华夏航天“突然崛起”的惊叹，甚至夹杂着一丝“他们怎么能这么快”的疑虑。现在，他似乎触摸到了一点答案。那不是魔法，是无数个像李建国那样的年轻人，在简陋的条件下，用“土法上马”的智慧和“斤斤计较”的执着，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他们的“新”，是建立在对自己“土”的极端坦诚和极致利用之上的。

参观结束后，他们在研究院的食堂用了便餐。饭菜简单，但分量很足。阿米尔注意到，不少中国工程师一边吃饭，一边还在讨论问题，甚至在餐巾纸上画示意图。气氛热烈而专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