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信，倒是勤。”

“头一封。”

“头一封就写三张纸。”曼丽把罐头拿回去，摆回床脚那一摞上头，摆得齐齐的，“信封香一回，我就算一回。”

他没接。她也没再讲。

饭是豆瓣烧罐头，锅边照旧糊了一圈。吃到一半，曼丽放下筷子。

“赵太太走了。”

“四月的船。”

“船又黄了，退到五月。箱子四个月，人还在坡上。”她把碗里的肉拨给他两块，“票捏在手里三天，末了叫人挤掉了。她在朝天门站了一上午，箱子又拖回去。回来拉着我的手讲，南京见。我讲，南京见。讲完两个人都不晓得南京在哪头。”

“下水，往东。”

“往东我晓得。我是讲，到了南京住哪头。”曼丽拿筷子点了点桌子，“牌桌缺一个，方太太讲往后凑不齐了。方太太又讲，你们局里要分批走，她家那位是第几批，问了三回也不晓得。勾老幺的棚子，昨日又收了一张桌子，讲客人走一半，桌子摆着也是空的。收了桌子，棚子看着倒宽了，人坐在里头发空。”

“批次还没下。”

“还都，是还南京？”

“南京。”

“不是上海？”

“南京。”

“南京到上海，火车几个钟头？”

“几个钟头。”

“哦。”曼丽端起碗，扒了一口，又搁下，“那她的账房，离得倒近。”

他把那两块肉吃了。

夜里曼丽睡了，他坐在灯底下，把日间那一张半纸在心里过了一遍。

过到“问到我头上”，停了停。

齐同光上车那天讲的是“有人”。供词那一行，是法院的纸。这一封，问到了她头上。三处问的都是民国二十九年，问法不一样。问齐同光的人，问的是牌桌；问法院的，是高丽生自家的嘴；问到白玫那里去的，是知道白玫同书店有旧的人。孤岛那几年，知道这一层的人不多。活着的，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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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上没写问的人是谁。她不写，是不能写，还是不用写，纸上看不出。写了的那两句，倒是清楚。账本早烧了，是讲她那头没有留下东西。信不用回，是讲这条路只准来，不准去。

她做了八年生意，信写得像生意。生意信里头，只有一句不是生意。烧的时候你还在上海。这一句是讲给问的人听的：账本没出上海，也没有跟着姓陆的走。这一句她不用写，写了。当年多出来的一句，是要算钱的。这一句没有算。

他把怀表上了弦，搁回枕头底下。

早上起来，窗台上的缸子空了，洗得白白的。

“灰倒了。”曼丽在灶间讲，“喝水的缸子，装啥子灰。”

罗家湾的楼里，人比上个月少了一截。

公文落印之后，缩三成的三成，是一个一个走的。译电室原先满满一屋子人，如今空了两张桌子，桌面擦得干净，抽屉拉开是空的。楼上倒热闹，整日有人搬箱子，绳子在楼板上拖，一趟一趟。搬的是档。分批装箱，箱子上贴条子，条子上编号。编号的活，头一批是他做的，往后几批，楼上另派了人。

晌午前，楼上下来一个人，是席之桓从南京带来的，讲话带江浙口音，客气。

“陆先生，第三批的箱子，火漆有两箱对不上册。席秘书讲，请造册的人去看一眼。”

他上楼。走廊里摞着箱子，一箱一箱贴着条子。对不上的两箱在最里头，火漆是新按的，花纹是一枚缠枝莲，按得深，蜡还新，指甲掐得动。册子上记的这一号，该是一枚回纹。

“印子换了。”他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