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桌摆在二等舱的走道上，四个人，牌没动，都停着。郑太太坐上首，富态，手里捻着一颗牌，不急。她等那两个人吵完一圈，才慢慢讲。

“急什么。”她说，“老郑托了同乡，城南看住了一处。等房子分下来再讲，分得好，住分的；分得不好，住自家的。”

“郑太太有法子。”方太太说。

“我不要法子。”赵太太在旁边插一句，“我要先睡一夜不晃的床。九天了，睡着都在下滩。”

没人笑。钟太太还在算科长分几间。

“陆太太呢？”郑太太把牌搁下，看曼丽，“陆先生是席秘书面前的人，总有一处。”

曼丽没接“席秘书”那三个字。她坐在下首，手里捏着一张牌，眼睛望着舱窗外头。窗外是江，江那边是灯。她把那张牌翻过来，又翻回去。

“自理。”她说。

“自理有啥好？”方太太说，“自理就是自家掏钱。”

“自理就是自家想法子。”曼丽说，“自家想的法子，自家住。分的房子，人家讲住二楼就住二楼，讲跟哪家合就跟哪家合。自家想的，我要天井就要天井。”

她讲这话的时候，眼睛亮了一下。赵太太在旁边看见了，笑了。“陆太太在船上讲了三天天井。”

“讲三天，讲到南京了。”曼丽把牌一推，“不打了，我头晕。”

她不晕。船泊着，水稳得很。她起身的时候，郑太太看了她一眼，那一眼是官太太看一个不懂事的人的眼神，带着一点笑。曼丽没理会。她从走道那头走过去，鬓边一缕头发散了，她没拢。

陆行舟在舱门口。她走过他身边，没停，压着嗓子讲了一句：“甲板。”

甲板上风大。

五月中的江风，吹在脸上还是凉的。船身横在江心，南岸那一片是下关。天还没黑透，灯先亮了。码头上的灯一排，岸上的灯一片，再往上，山那边还有一层。灯多的地方是码头，灯稀的地方是城。

小主，

他在栏杆边站着。

江是往下走的。江水从船底下过，过了船，还往前走，走过下关，走过镇江，走到上海。上海在下游。提篮桥在上海。那一座牢里的人，牌子换过了，看守换过了，墙没换。墙里的人不晓得今夜江上泊了一条船，船上有一个人在看下游。

他没往下游看。下游是黑的，没有灯。他看的是下关。

码头上那一排灯，他数了一遍。十一盏，中间缺一盏，缺的那一处黑着。缺口左手是货栈，右手是趸船。明早车来接箱子，停的该是缺口那一头。他把这个记下了。记下了也没有用，只是四年抄字的人，看见什么，就记什么。

胸口那一枚东西他没去按。江风把大衣吹得贴在身上，那一枚硬东西的边角自家顶了一下，他晓得它在。

曼丽从舱里出来，抱着一个包袱。

包袱是被子的一角裹的，布上还有吊脚楼那间屋的潮气。她在他旁边蹲下，把包袱搁在甲板上，一层一层解开。里头是一盏灯。桐油灯，黑陶的，灯座上一道磕痕，是前年冬天她摔的。捻子还在，烧过的那一截黑着。

“压了九天。”她说，“灯油倒干净了，还是渗出来一点。”

她从袖口里扯出一块布，是那块擦桌子的布，一路带着。她把灯座擦了一遍，把磕痕那一处多擦了两下。擦完举起来，对着下关那一片灯看了看，灯座黑，映不出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