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楼门口贴着三张封条。

一张市府的，红纸黑字，贴在门框正中，纸角翘了。一张党部的，贴在市府那张的上头，压住半截。第三张最新，白纸，蓝印，贴在门锁上，印是国防部的，日期是昨天。

三张封条，一把锁，门里头空着。

郑百川站在台阶下头仰着脸看。他今天穿的是便装，一身灰绸长衫，手里一把折扇，扇子没打开。两部洋车停在梧桐树底下，车夫蹲着抽烟。

“百川兄，侬看。”忻鼎臣站在他旁边，比他矮半个头，一双眼睛在楼上楼下扫，“三层，红砖，钢窗，地板是柚木。日本人民国二十八年造的，住吉商会，做棉纱。日本人走的时候，家具一件没搬。”

“家具？”

“红木的。还有一架钢琴。”

陆行舟站在两个人后面半步，手里夹着一个公文夹，是从本部出来带着的，里头是空的。郑百川早上到研判股门口叫他，说去看一处房子，侬眼睛尖，跟我去看一眼。他就跟来了。

中山东路的梧桐已经长满了叶子，五月底的太阳从叶子缝里漏下来，落在三张封条上。街上过一部吉普，车斗里码着藤箱，开得很快，扬起一街的灰。

对面一家绸缎庄，门板上也贴着封条，封条上头又贴了一张，写的是“已接收”。再往东一家日本人开过的药房，招牌拆了一半，拆下来的半块靠在墙根，字朝里。两个苦力蹲在半块招牌旁边，等活。

忻鼎臣把门房叫过来开锁。门房是个本地人，五十多岁，钥匙挂在裤腰上，一串。他看看封条，看看郑百川，又看看陆行舟身上的军服，把锁开了。开锁的时候他绕开了国防部那一张，钥匙从锁眼里下去，纸没碰破。

“这楼，”门房说，“一个月来了四拨人。”

楼里是空的。

一楼大厅，地板上落着一层灰，灰上头有几块干净的方，长的是柜子，方的是桌子，墙角一块大的，弧形，是钢琴。方块边上灰积得厚，方块里头没有灰。

“家具呢？”郑百川问。

忻鼎臣没答。门房在后头答了：“前天夜里搬的。三部卡车。”

“谁搬的？”

门房指了指门上。国防部那一张封条，是昨天贴的。

郑百川把扇子在手里转了半圈。他没讲话。

陆行舟蹲下去，用手指在方块边上抹了一下。灰是新落的，薄薄一层，底下的地板还亮着。他站起来，把手指在公文夹背面擦了擦。

“百川兄。”忻鼎臣把声音压低了，“家具是家具，楼是楼。家具搬走了，楼还在。市府要，党部也要，国防部那边也要。三家争一栋楼，争到年底也争不出来。这时候，要是本局的封条贴上去——”

“贴上去怎样？”

“本局的封条，哪一家敢揭？”忻鼎臣笑了，“揭封条是罪名。楼封着，封三个月，三个月里头，同乡会出面，租。租下来，楼上做会馆，楼下做商号，宁波人在南京有个落脚的地方。百川兄，侬是主席，二楼朝南那一套，是主席的。”

郑百川把扇子打开了，扇了两下。

“老齐在上海，”他说，“来了一封信。三页纸，两页讲的是上海的接收。”

他从长衫口袋里把信摸出来，没有递给谁，自己看着念了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