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瓜是老太太一早从巷口挑担子上拣的，十二条，青皮，一条一条排在天井的石板上晒。

日头过了墙头才晒得着。八月底的南京，晌午还是热，早晚有风了，风从秦淮河那边过来，带一点水味。老太太坐在正房门槛上，一把短刀，把瓜一剖两半，瓤子刮进一只破碗里，刮得干净。曼丽坐在她对面，也剖。她的刀走得歪，一条瓜剖出来一头大一头小。

“瓤子刮净。”老太太说，“留一点，坛子里就烂。”

“晓得。”

“盐撒一层，瓜码一层。盐不要省。省了盐，瓜是甜的，甜的不能过冬。”

曼丽撒盐。撒得多，老太太看一眼，没拦。石板上那十二条瓜，剖开是二十四片，白的瓤朝上，晒到下晌，皮就皱了。

坛子是六月里腌糖蒜的那一只，蒜早吃完了，坛子洗过，倒扣在井台边晾了三天。老太太拿手在坛子里头摸了一圈，摸完闻一闻手。

“干的。”她说，“湿坛子腌不得，一坛菜全坏。多大事啊，等三天。”

瓜码进去。一层瓜，一层盐，曼丽码，老太太在旁边压。压到坛口差两指，老太太拿一块青石头压上去，石头是河沿捡的，圆的，压过好几年的菜。

“封。”

封坛不用泥。老太太拿一张荷叶，是昨日在河沿买菱角搭的，铺在坛口，荷叶上头再蒙一块粗布，布上一根麻绳，绕三道，扎紧。扎完，坛沿那一圈槽里倒水，水满了，坛盖扣上去。

“水不能干。”老太太说，“干了，气进去，菜就臭。三天看一回。”

曼丽记下了。她把坛子搬到墙根，搬到两盆葱的旁边。葱长高了，叶子有筷子长，她天天掐一根，掐了还长。

“这一坛，过年吃？”

“过年。”老太太看着坛子，“往年腌两坛。一坛自家吃，一坛给春荣。”

“春荣是哪个？”

“儿子。”老太太说，“在北平。”

儿子的信是去年冬里到的。

老太太从正房抽屉里翻出来，一只信封，黄的，角上磨毛了。信封上头一行字是北平的地址，前门外一家南货铺，铺名写在末尾。信是托人写的，字很正，讲的话不像儿子讲的。老太太不识字，信是巷口豆腐坊的老板念给她听的，念过三回。

“春荣民国二十六年走的。”老太太说，“跟同乡去北平学生意。走的时候讲三年回来，仗一打，就没回来。信一年一封，有时候两年一封。”

曼丽把信封翻过来看，又翻回去。“十年了。”

“九年。”老太太说，“过了年才十年。”

曼丽没接。她把信封搁在桌上，去厢房拿了纸笔来。纸是陆行舟桌上的，她抽了两张。笔是钢笔，蘸水的那种。

“我替你写。”

老太太看着她。

“你讲，我写。”曼丽把纸铺平，“写了叫当家的明日拿去邮局。他晓得邮局在哪里。”

老太太讲得慢。她讲一句，看曼丽写一句。曼丽写字不快，一笔一笔，字大，一行只写得下十来个。她写着写着停下来问，这个字怎么讲，老太太讲了，她就照着南京的音写一个上海的字。

信不长。

春荣。娘身子好，牙掉了两颗，吃得下。今年瓜腌了一坛，封起来了，等你回来开。房子租给一家江上来的，先生在衙门做事，太太是上海人，鸭子学会了，汤还咸。你不用寄钱，寄钱不如寄人。

写到这里，老太太不讲了。曼丽等了一会儿，钢笔尖在纸上停着，洇了一点。

“还有？”

“没有了。”老太太说，“讲多了，他要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