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戏事，略如上述。应该说，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戏剧的信息确已大量出现；然而又毋庸讳言，直至唐代，还没有迎来真正的戏剧的时代

。

唐代，是诗的时代。因此，也是音乐、舞蹈、书法的时代。这些艺术洋溢着诗的神韵，是诗化的艺术。

说起唐代诗歌，人们总会记起那些不可思议的数字：有诗篇传世的诗歌作者两千余人，流传至今的诗歌至少四万八千余首！难道真是诗歌女神特别垂青于唐代？难道唐代发动过写作诗歌的群众运动？否。这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内在诗情的自然流露。如江河出谷，如火山爆发，滚滚滔滔，烈烈扬扬，无可阻挡。

在华夏这么一块广阔无垠的地域中实现封建大统一，需要一种巨大的历史力量，同时又会迸发出更为巨大的历史力量。秦皇汉武宏图初展，至唐，则臻于极致。如果说，在汉代，中华民族已经在广度上充分地领略并抒写了客观世界的美，那么，由汉至唐，人们又在深度上极大地开拓了美的领地。因此，唐代是中华民族又一个空前规模地把握美的时代。有着多方面丰厚的融汇，有着看不完、听不尽的万千美色，有着任意驰骋的辽阔空间，诗情，怎能不喷涌而出呢？青春焕发，豪情满怀，精力充沛，意气飞扬，正是盛唐风致。盛唐的诗情中，也伴和着哀怨、悲伤、孤独、惆怅，但这一切又都染上了轻快、积极的总体色调，总被高蹈、美丽的生命力所裹卷。

如果借用黑格尔的概念，汉代，以洋洋洒洒的汉赋和博大精深的史学记述为代表，所达到的是一种史诗式的自觉

；唐代，则达到了抒情诗式的自觉

，处处闪耀着独立的个体自由。汉代当然也有对个体自由的抒发，但那还是归附于对客观世界的整体描述和对伟大功业的回顾和赞颂；唐代当然也讴歌赫赫功业，但大多已积淀在艺术家的个体情感的自然抒发中。

“戏剧应该是史诗的原则和抒情诗的原则经过调解（互相转化）的统一。”奔腾向前、一无阻拦式的情感抒发，对戏剧不很相宜，“戏剧的动作并不限于某一既定目的不经干扰就达到的简单的实现，而是要涉及情境，情欲和人物性格的冲突，因而导致动作和反动作，而这些动作和反动作又必然导致斗争和分裂的调解。”从这个意义上说，抒情诗的繁荣和戏剧的繁荣，总是不能并存于世的。在古希腊，最著名的抒情诗人萨福合乎逻辑地活跃于悲、喜剧兴盛之前。

印度近代诗人泰戈尔的一段有趣自述，从个人的角度说明了这个道理：

短诗不断地不招自来，这样就妨碍我把剧本写下去。若不因为这缘故，我大可以把叩我心门的一些思想，放进两三个剧本里去。我恐怕必须等到寒冷的冬天，除了《齐德拉》以外，我的所有的剧本都是在冬天里写成的。在那个季节，抒情的意味容易变冷，人就有工夫去写剧本。

请看，只有在抒情的意味变冷之后才能写剧本，这说得多么形象，又多么深刻！如果说，泰戈尔说的只是他个人，那么，这个原则在更大的历史范围内也是适合的，因为伟大人物的个人感受常常是历史规律的凝结。对文化史来说也大体如此：抒情气氛适当冷却之后才能大规模地涌现戏剧。

诗情勃郁的唐代，戏剧在总体上还“非其时也”。

以后的事情，如所周知：当诗歌从“才气发扬”的“唐体”，一转为“思虑深沉”的“宋调”，戏剧的成长才有了更确实的时机；而中国戏剧的真正繁荣，则发生于一个诗意不多、诗歌创作很不成样子的时代。

戏剧美发展的这种阶段性，再明显不过地体现在唐玄宗（唐明皇）这个特殊人物的身上。在唐代，他是当时初步戏剧形态的享受者和倡导者；而在元、明、清三代，他则是戏剧家们热衷表现的著名角色。唐玄宗所欣赏着的唐代戏剧形态与他成为角色的后期戏剧形态，有着显而易见的重大差别。对此略作分析，不为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