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生活在两重戏剧气氛

中。一重是他所出入玩好的宜春院里的戏曲，一重是他置身其间的极富戏剧性的政治风波和爱情故事。实在地说，后者比前者更有戏剧性，但在唐代，除了政治原因外，人们还没有艺术能力对后者进行纯粹的戏剧方式的把握。唐玄宗所玩好的唐代戏剧形态，有很大一部分是诗化的表演形式，以歌、舞为重要内容。《旧唐书》说他“于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他竟然在“音响齐发”的情况下，能辨别出一声之误，指出来纠正。崔令钦的《教坊记》载，他还亲自指导《圣寿乐》歌舞的排演，宜春院的女演员一天后便能上场，只是其中的弹拨乐器还不熟练，他还特意作了安排，提了要求。看来，唐玄宗是一个相当高明的音乐、歌舞鉴赏家。他把演员黄幡绰引为挚友，可见也很嗜好参军戏、歌舞小戏；但总的说来，却不会脱离玩娱嬉乐的路子，不会脱离音乐、歌舞的根基。当然，这一切对唐玄宗来说，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穷奢极欲的享乐生活，然而就中也可窥见中国传统艺术从先秦、汉、魏晋六朝而至于隋、唐的发展和积累成果。中国美学家宗白华曾经指出：“虚空中传出动荡，神明里透出幽深，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是中国艺术的一切造境。”这种特点体现在艺术门类的侧重上，他认为，“‘舞’是中国一切艺术境界的典型”，对许多古代艺术家来说，“天地是舞，是诗（诗者天地之心），是音乐（大乐与天地同和）”。这种艺术侧重，在唐代尤其明显。唐玄宗自己真实的政治、爱情生活中所包含的强烈戏剧性，在唐代，是白居易用诗的形式来表现的。唐代只能用诗来表现最复杂的情感、最富有深意的事件。这不是无可奈何，而是得心应手，独擅其长。《长恨歌》的抒写方式，充分地体现了唐代人民的审美习惯。这也是这首叙事诗能在当时风靡四处并能流诸后代的原因。唐代的戏剧，发展在自己严格的限度上，它还不能承担起自己时代发生的太重大的戏剧性题材。要让戏剧与这样的戏剧性题材会合，还有待时日。果然，待到戏剧真正成熟的时代，唐玄宗、杨贵妃的题材就成了戏剧史上不时可见的熟客。你看：

元代

关汉卿：《唐明皇启瘗哭香囊》；

白朴：《唐明皇秋夜梧桐雨》；

《唐明皇游月宫》；

庾天锡：《杨太真霓裳怨》；

《杨太真浴罢华清宫》；

岳伯川：《罗光远梦断杨妃》；

李直夫：《念奴教乐府》。

明代

汪道昆：《唐明皇七夕长生殿》；

徐复祚：《梧桐雨》；

叶宪祖：《鸳鸯寺冥勘陈玄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