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有这样的困难，伊万原本也很愿意学中文，他便开始学了。他的学生中不少也会把俄语课作为二外，实验室里中英俄三种语言混着用，交流还算顺畅。

娜塔莎一开始不想学中文，但语言不通总是诸多不便。她想将来能不能开个诊所，便也开始学了——当然后来她意识到她的医师执照在中国用不了，这是后话。但自从能简单地用中文交流之后，她便与邻居熟悉了起来，经常相约晨练、逛街，也不觉得无聊了。

鸡飞狗跳的一两年后，他们都逐渐适应了在中国的生活。伊万重新得到研究经费，实验室的工作步入正轨。娜塔莎认识了许多中国朋友，其中还有本地的俄罗斯族人，现在中文说得比伊万还好。朋友们知道娜塔莎原来是医生，要是身体有点小毛病都会来问她。娜塔莎总是乐于帮忙，很高兴自己多年的医术还用得上。

和在莫斯科时一样，他们仍然时常为琐事而争吵，但这不就是生活本来的面貌吗？

伊万并非从没想过要去上海，但每当他这么想的时候，他总是同时感到希望和畏惧。当他学会中文里“近乡情怯”这个词语时，他觉得这再贴切不过了。尽管上海并不是他的故乡，心情却完全是相通的。

他的内心仍在追问当年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王耀要对他如此决绝。但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勇气去探究。也许他从来都没弄明白真正的王耀是怎么样的，即使找到王耀，也许他最终得到的只有嘲笑和不屑。他的愚蠢和痴心让他念念不忘，他咎由自取，这是再好不过的嘲笑他的理由。他害怕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样他连那个美好的影子都要失去了。

他有意无意地回避着上海，但机缘巧合还是把他再次带到了这里。他在1998年受邀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原本是在东南大学，但由于一系列协调上的问题，临时改到了上海交通大学。不便临时推拒，他还是来了。

五月初并不是来上海的好时候，一连打了几个喷嚏之后伊万才意识到这一点。上海以法国梧桐的细绒欢迎了他，简而言之他花粉过敏了。尽管伊万在哈尔滨也每年都过敏，但北方的花粉季和春天一样姗姗来迟，他要到五月底才需全副武装。

缺乏准备让他的上海之行一开始便遭遇了滑铁卢，却也成了他和崔筱熟悉起来的第一个契机。

崔筱是系学生会组织部的副部长，研讨会的主要召集人又正好是她的导师，她自然忙前忙后出力许多。得知伊万花粉过敏后，她当天下午就去买了抗敏药和口罩，又向实验室要了一副护目镜，一并给伊万送来。平时开会都在室内，只要路上做好防护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