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党人发动起义的当晚，清朝两广总督张鸣岐便下令关闭各方城门，派兵把守各个重要街口，禁止一切行人往来。他还传令，不论采取什么方法和手段，只要是能够杀掉革命党的，即以杀人多少来计算，每一颗人头赏一百零二元。尽管如此，广州市民仍有许多人同情和支持革命党人的正义行动，他们冒着全家被株连的危险，将革命党人藏在家中，或为他们引路，或给他们赠送衣食……正是在群众的保护之下，部分革命党人才得以脱离险境，没有丧生于这森严恐怖的广州城。

整个广州城都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之中，革命党人的遗骸散落在大街小巷，他们有的是在起义中英勇捐躯的，有的是被俘后从容就义的……天气逐渐炎热，这些遗骸已经面目全非，腐烂发臭，蝇虫萦绕。

直到第四天，清朝官吏才通知慈善堂，准许收殓尸体。

各慈善堂接到通知后，开始陆续派人把各处的烈士遗骸收殓起来，并将其放到东门外省谘议局门前的空地上，依次排列了十几堆。遗骸断头折臂，血肉模糊，行人从这里经过，都不忍目睹。那么，将这几十具遗骸埋葬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南海和番禺两县知县（当时广州分属两县管辖）打算把埋葬的地点定在臭岗——埋葬被杀罪犯的地方。

同盟会会员潘达微虽然在起义的准备阶段也参加了一些工作，但是始终没有暴露身份。他以《平民报》记者的公开身份，在这时毅然冒险挺身而出，四处奔走，甘愿冒死收殓烈士遗骸。几经周折，他终于说服了广仁善堂的董事徐树棠，另外选择埋葬地点。徐树棠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决定用一个叫做“红花岗”的地方来埋葬起义者的遗骸，红花岗位于沙河马路旁，毗邻三望岗，地势虽说不够雄伟，但在危难之时能得到这么一块净土，已实属大不易了。潘达微对烈士们的这个最终归宿很满意。

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阵亡和就义的烈士共有八十六名，其中有二十九位华侨。烈士中最小的余东雄年仅十八岁，出生在马来亚；年龄最大的罗联已五十二岁，是越南华侨。

红花岗共埋葬了七十二具烈士的遗骸，这就是史称“七十二烈士”的由来。

潘达微是书画家，觉得红花岗这个名字有些俗气，想改一个名。改什么好呢？他想到，梅、兰、菊被中国文人视为花中君子，而其中的菊，既大气傲然，又具有耐寒风骨，象征贞烈之志，这不正暗喻着革命烈士们的高尚情操吗？菊花又名黄花，因此，他把红花岗改名为“黄花岗”。

“青山有幸埋忠骨”，黄花岗这个本不出名的地方，因为埋了七十二烈士而尽人皆知。

潘达微当初绝不会想到，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广州起义，竟以“黄花岗起义”名世。

室内烟雾缭绕，弥漫着浓郁呛人的烟味儿，在这朦胧的烟雾之中，隐约看到墙角处摆着一尊圣母像。

此刻，黄兴正默默地坐在圣母像旁边，靠着一张桌子，闷闷地抽着烟，地上的烟蒂已经堆得像一座小山，但他却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咳，咳……”黄兴一阵咳嗽，脸色涨得青紫。

他的右手因为伤势严重，现在仍然缠满了纱布，一只手腕又肿又胀，却不时地伸出手去，按住桌上摆着的那把手枪，浑然不顾手上的阵阵剧痛。

随着一阵脚步声，徐宗汉疲惫不堪地走了进来，她面容憔悴，发丝凌乱，一身湛蓝的长布衫上还布满了一块块的泥水痕迹。

一见到徐宗汉，黄兴便猛然站了起来，问道：“牺牲的同志找到多少？都葬了吗？”

徐宗汉一脸沉重：“一共七十二个，都葬了，葬在广州郊外的红花岗。潘达微嫌红花岗这个名字有些俗气，所以打算把那里改叫黄花岗。”

“有一欧吗？”黄兴小心翼翼地问。

徐宗汉摇了摇头：“没有……”

“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黄兴燃起了一线希望。

“克强兄，别担心，一欧那孩子机灵，我估计他没事儿。再说，潘达微还在寻找……”

黄兴点点头。

说着，徐宗汉拿出一张纸递给黄兴：“潘达微怕你惦记牺牲的同志，画了一幅黄花岗的草图，让我带给你。”

黄兴的心里又是一阵悲痛，他将那张纸接了过来，摊开一看，虽说是草图，但到底是画家的手笔。只见那寥寥几笔勾勒的荒山蔓草间，竖立着烈士的墓碑，前景是参天松柏，虽则寥寥，却也伟岸挺拔；后景是一轮明月，清白无暇，十分悲壮。在这张草图上，还有潘达微的题句：

七十二坟秋草遍，更无人表汉将军。

这句诗出自清代诗人陈恭尹的《邺中怀古》，但是其中却饱含着潘达微对革命同志的一片深情。

黄兴看后，心里仿佛刀割一般，越发难受。他将草图放在桌边上，默然坐下，一脸颓然。